我的农校生活

金水闸是一个非常值得我怀念的地方，武昌农校的三年生活是永远值得回顾的。2005年清明节，趁我回家祭祖之际，热情的林孝明老师约好了武昌农校的老师与部分老同学共17人相聚在湖北工业大学。聚会期间，大家共叙五十年来离别经历，老师、同学都很激动，感觉时间太短了，这更激起了我对金水闸三年生活的回忆热情，返回广州后开始撰写回忆录。事隔五十年，难免记忆不清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对一些事情的分析也只是个人的看法。

少不更事的我从初中考入茅草棚学校

1952年秋，我武汉市大江中学肄业，随大流稀里糊涂地报考并被录取到新开办湖北省武昌高级农业学校，1955年7月毕业。

入校前，我是一个不懂事的顽皮孩子，经过三年的教育与培养，成为一个明白事理、懂得关心国家大事、能用功学习的有为青年。武昌农校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金水闸为我的人生注入了活力，指明了方向。

农校的录取榜公布在长江日报上。我们于九月的某日在省农业厅集中出发乘船去金水闸。当时，从未离开过家，生活上都是由祖母照应，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全然不知，行李及换洗的衣服是祖母准备的，背包是祖父给我捆绑的，细心的祖母还为我包好一个小针线包。从此，我学会了一些针线活逢补衣服，这是读农校培养我独立生活所学的第一课。

从武昌到金水闸不通汽车，只能乘一种称作‘小火轮’的柴油机轮船，傍晚从汉口的四官殿码头出发，次日晨到达金水闸终点。小轮船只有座位，乘客们只能整晚坐在那里一边听马达发出咚咚的响声，一边打嗑睡。金水是长江的一个小支流，金水闸是金水流向长江的一个关键水闸。1935年完工时，蒋介石亲笔题词的碑文仍保留在这一全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上。

一片荒凉的地方，兀立着几大间茅草棚就是我们的校舍！一大间茅棚为学校办公室与教室；一大间隔成数间的为教师宿舍和女生宿舍；男生宿舍为极大的一间茅棚，所有的男生都住在此。宿舍内的床就是用竹子搭成的双层统铺。我被分配在上铺，每天爬上爬下好几次，十分不便。我从未经历过集体生活，虽说不满意当时的条件，但也极其好奇。男生宿舍旁边是金水农场的一个马厩，马粪的特殊味道实在是不好受！

武昌农校位于金水农场的一角，依山临水，自然环境很好，左边有一座小山，右面是金水河，这里既有山可爬也有水可游。

老红军、首任校长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课

可以说当时无论是金水农场还是省农业厅都不具备办学条件。这所已有了学生的学校既无水、又没电，既没校舍、也没课室。这表明省农业厅的领导大约是一面开会决定要建立这所学校，一面去招生、找教师、通知金水农场搭草棚，办学校。由此看出当时的领导创办武昌农校的心情是何等急切！也反映了刚解放时湖北省农业生产发展急需要农业技术人材，他们是以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精神来开办这所学校的。而武昌农校的首任校长（兼职）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金水农场场长汪立波。革命战争受伤而致残的汪跛子是湖北省农业界著名人物，性子急，认准了的事说干就干。因而，除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之外，还在本省的农村招了一部分保送生，几乎也有一半人。应届初中毕业生几乎都是武汉三镇的学生，只有少数外省的，如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曾祥熙，毕业后分到蕲春张榜农技站，还有来自河南的宋清浦，叶春茹与叶春苹姐妹。保送来的学生成员较为复杂，有在职干部，如我们班的夏新民、唐栋光、吴传寿、贺扁修、余汉生等同学，来校前都工作过，夏新民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有几位着装非常时髦的女孩子，携箱带包的每人都有大量的行李，与一般学生显然不同，理应是调干生，这几位看到金水闸这样的环境，没呆两天就溜之大吉了，好像最后只有一位坚持下来。

我们吃的、用的水都是工人从金水河挑上来的！几位工人常年累月地为上百号人挑水。春、夏、秋天尚可，冬天是枯水季节，挑水时要爬更陡且长的坡。冰天雪地，他们辛苦地一步步、一担担地把水挑到学校来，这些穷苦的农民常年穿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

生活上，按当时的水平应是很好的。所有的学生免交一切费用，吃、住都包了，每月还有一元八角钱的助学金。伙食不错，每两周打一次牙祭，与当地的农民相比那是天上的生活。附近的农民从未见过城里的洋学生，对我们的到来起初抱有敌意，他们称我们这些学生为“五爪猪”，意思是虽然有五个手指，但不干活就像猪一样。渐渐地，他们发现这所学校是他们农产品的最大客户，也是他们出卖劳动力的好去处。久而久之，这种敌意就自然而然地慢慢消失，彼此间自然而然地熟悉和亲近了。

当时，湖北省还有荆州农校和襄阳农校，它们基础较好，我校则完全是白手起家。他们当然会预想到在那样差的条件下，学生是会有各种情绪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革命传统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因此，我们到校后除了发一些生活必需品外，每人还配一个小凳子，听报告、开会都带上。第一学期主要是政治学习，以端正态度，克服不安心的思想、情绪为目的。

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角是周星辉主任，更重要的是请汪场长来做形势报告。汪场长曾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当时副总理）的部下，他的副手郑副场长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郑副场长的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领导人郑位三。两位老红军经常给我们作报告。汪场长没有文化，他作起报告来不用讲稿，生动、感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听他的报告是没有人打嗑睡的。

报告完了后，学校提出几个问题让我们分班讨论，题目是：

1.我们这个新学校、新社会以及社会环境是怎样得来的？

2.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需要有哪些优良的品质？结合自己的实际要克服哪些缺点？

3.如何完成我们的学业以满足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第一学期的整个学习就是围绕这一主题，以达到稳定学生情绪，重视和热爱农校，热爱农业技术并安心学习的目的。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初中毕业生，不少是受当时苏联电影的影响而报考农校的。在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威望极高，青年学生真的是做到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在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鼓动下，我们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就被鼓动了起来，所有的不满情绪全被汪场长的形势报告及学校一系列的学习活动给打消了。

以前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活动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或家庭安排的，而一进农校就有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感觉。农校提倡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要求同学热爱集体荣誉，时时维护集体利益，一举一动都要从班集体出发等，金水闸的农校生活慢慢地培养我的集体主义思想。

农校的政治风气一直是浓厚的，正气始终占上风，这是我得以从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变为一个有为青年的重要原因。

来农校的第一年，学会了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这为我以后独立生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一年后有了新校舍新宿舍 雨天扔摔一身泥

第二年的第一期，校舍的首期工程才竣工，即课室，男女生宿舍，老师的办公室和一个大礼堂建好了。教室是最简单的那种，一栋有两间，平房、南北向，东面是一条直通全栋（两间教室）的走廊。南北两面都有较大的窗户，因此是很通风透光的。教室内的课桌与椅子都是新的。当时治安的形势较好，学校的周围没有任何围墙，更没有层层的保安，我不记得有什么盗窃案件发生。直至这时我们才搬进正规的宿舍，结束了住茅草棚的生活。

其实新宿舍的条件并没改善多少。约莫30平方米的小房间放五张双人床，住十个人，除了双人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家具。比起大草棚光亮些，空气流通些，人住得少些。仍然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晚自修只能在教室里的汽灯下进行。

课室、宿舍、教室及饭堂基本上齐全了，但连接这些建筑物的路却没有修，校舍是建在一个黄泥的小山坡上，一到下雨，浸透了水的黄泥又滑又粘，许多人滑倒滚得一身泥，狼狈不堪。我当时特地买了对木屐，连鞋一起穿，特别适合金水闸那种黄泥路。这时好像厕所也还没修好，记得搬到新宿舍后还要跑到宿舍前面的小山坡上一个土茅坑去方便。

老师们的办公楼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并不是很大，每层约有十来间房间。中间是走廊，办公室分布在走廊的两边。老师们吃饭也在此楼的底层。他们的饭菜都是由工人搬来，我们的课室在办公楼的旁边，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师们边吃边谈笑风生的情景，很是羡慕他们的生活，认为他们吃得好，生活自在。学生们用餐是在礼堂内，只有饭桌而无椅子，大家只有站着吃。

1955年毕业前植二班团员与林、胡二位老师合影于母校

武昌农校部分师生50年后聚会于湖北工业大学

自左至右第一排：凌定厚，王业进老师，现领导，张健华校长，石汉老师，龚本秀老师，鲍哲清，戈学莲，林孝明老师，李琼。第二排现领导，胡华松老师，宋运淳，何文才，郑宜云，虞成忠，王明熙，彭光琼，陈保东

（本文选自作者《武昌农校——青年学生成长的革命摇篮》，有删节，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有大量改动。作者凌定厚，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退休）